一、语文课程的性质

《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课程的性质作出新的表述：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语文课程性质的科学阐述，使整个语文教育走出了左右为难的窘境，对语文课程改革和建设都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

语文是交际的工具，思维的工具，这已用不着多作阐述。同时，语文又是文化。即使是语言，它也是文化。说它是文化，第一，它负载着文化；第二，它传承着文化；第三，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是统一在一起的，二者不可偏废，也不可分离。有人说，没有离开工具性的人文性，也没有离开人文性的工具性。有人说，工具性与人文性是从不同角度去看语文。有人说，工具性是“表”，人文性是“里”。这些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不是二者相加，而是二者一体化。所以，《语文课程标准》说“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而不说“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

钟启泉教授认为，工具性与人文性是语文学科的“形式”与“实质”两个侧面。他指出：

科学的语言功能观把“语言”视为“认识手段与交际手段的统一”；把“语言活动”视为“认识与表达相统一的过程”。这种语言功能观反映了语言的本质，由此可以引申我们对于语文学科基本性质的认识。(1)语文学科是“工具学科”。它是旨在发展学习其他学科所必需的知识、技能的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形式训练”的学科。(2)语文学科是“人文学科”，或者用更专门的术语来说，是一种相对于“形式学科”而言的“内容学科”。从逻辑上说，所谓“内容学科”是以理解、创造或表达思想与意涵为课题的“实质训练”的学科。如果说，语词的学习具有形式性(工具性)，那么，文学教材的学习则是实质性内容(思想性)的学习。这样看来，语文学科就是从形式与内容两个侧面发展学生语言能力的兼具“形式训练”与“实质训练”的一门综合性的基础学科。

(钟启泉：《中外母语教材比较丛书·序》，见柳士镇、洪宗礼：《中外母语教材比较丛书》5种，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由于语文的丰富性，语文课程还具有其他一些性质或特点，但它的基本特点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语文课程标准》不回避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提法，并且科学而又简明地概括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代表了时代对语文课程的认识和要求，也使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暂告一个段落。

长期以来，在语文性质问题上，“工具论”占有主导地位。这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不满，因为事实上，语文不仅仅是工具。围绕语文性质的讨论，大都与此有关。

关于几次讨论的过程与各家的观点，诸多著述都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只是想介绍一下发表在《语文世界》2000年第4期上谢慧英先生的文章《叶圣陶语文“工具论”评析》，以帮助我们加深对语文课程性质讨论的了解，加深对语文课程性质的认识。 这篇文章回顾了叶老语文“工具论”的形成过程，全面而又科学地评析了叶老语文“工具论”的思想。

文章认为：

叶圣陶在半个多世纪的对语文教育的不断思考和探求中，作出“语文是工具”的论断。

这个“工具”既是生活的工具，又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其他学科的工具(基础)，还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工具(终极目标)。

文章科学地评析了“工具论”对我国语文教育的积极影响。文章指出：

叶圣陶始终都是把反对封建“八股”精神古典主义和利禄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他的“工具论”正是在坚持不懈地反对“八股”教育的基础上提出的，是他长期教学实践和理论思考的结晶。

首先，它在反对“八股”教育，使教育尊重学生个性、培养学生能力和面向实际、贴近生活方面，表现了叶圣陶教育思想的现代意识。

其次，“工具论”不是空洞的理论命题，它对国文教学具体操作层面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再次，“工具论”特别强调教育的生活实用性，强调学以致用，强调“学习”与“做db'’的语文素养，这些都是现代教育的应有之义，是该理论的精华。

还有，“工具论”的每一次提出都有强烈的针对性，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时代背景及语文教育存在的弊病而发的；每一次提出都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涵。新增的内容往往也都能切中语文教育的时弊。“工具论”使语文教育在困难时期能够走出误区，调整方向，对语文教育的发展作出过积极的贡献。文章也科学地评析了“工具论”的局限。文章指出：

由于历史、现实和教师个人等错综复杂的原因，人们在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理解和领悟上，产生了种种误解和偏差，也由于叶圣陶本身对语文教育的认识存在某些局限，这些偏颇和局限，同样都极其“权威”地影响着语文教育。

首先，“工具论”主要是从实用主义(实利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语文科的任务只是培养一种基本的生活能力，这就把语文学习的意义局限在人的“生存性”方面。它主要是从物质生活的层面认识语文教育，把语文教育看做仅仅是维持物质生活的一种技能。这必然决定了将语文教育的重点放在言语的技能训练上，只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孤立地看待语文教育，使语文教学较多地停留在繁琐的语法规则和字、词、句的规范使用上，使语文课忽略其他应有的属性。实际上，现代语文教育不仅要求学生掌握语言的使用技能、语基知识，以应立身处世之需，而且更应注意到创造性、想像力方面，人格的塑造及综合心理素质方面的培养，它包含了智力因素开发和非智力因素的养成，而这些恰恰是语文教育的终极目标。另外，语文学科是母语即民族语言的教育。各民族语言在其发展的历史中包容、蕴涵，并不断积淀着各民族独特的心理特征、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母语的学习必然承载着这些历史的、人文的复合因素，深刻地影响着学生的精神世界。因此，从长远看，语丈教育应承担着改造国民素质、重铸人文精神的重任。认识语文教育必须超越实用主义的局限，从精神的拓展、从人的发展的高度去把握，才能领会语文所包蕴的丰富的内涵。

其次，语文“工具论”有一层含义是从“语言是工具”这一点衍生的。叶圣陶在阐释这个观点时，用了一个比喻：如同锯子、刨子、凿子这些工具是为了做桌子一样，“语言”这种“工具”是“想心思”的工具，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这个论证也许是为了通俗易懂，但却把语言和思想的关系简单化了。语言虽然是“想心思的工具”，但是它不是锯子、刨子、凿子一样属于纯粹的客观物质。虽然语言是一套音、形、义结合的符号体系，但它又具有一般物质工具所缺少的人文性和精神要素。人们运用语言进行思维和交际时，是以“言语行为”的方式出现的。索绪尔认为语言储存于人的意志之外，有点像把同样的字典发给每个人使用；而言语却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个人永远是它的主人。和“语言”相比，“言语”则体现了人的个性、创造性、思想性，是人文性的最高层次和集中体现。从语言的发展史看，语言是人类文化心理结构的外化，是人类的生命之声，不同民族的语言体现着不同的民族精神。它在思想情感上是维系一个民族整体的基本纽带，一个民族的语言是在潜移默化中将它独特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感知方式、思维方式和某些思想观念渗透在人们的血液中，溶解在人们的心灵里，积淀在深层的心理结构之内。叶圣陶提出“语言是工具”，却未能考虑到“语言”作为“工具”的特殊性，而只注意到其物质层面的属性。

还需指出的是，叶老的“工具论”把语文科定性为基础工具科，认为语文是学习其他一切学科的工具。这确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只有学会熟练地使用语言，才能进行正常的阅读与表达，这是其他学科的学习所必备的条件。无论是知识的接受，还是思维成果的传达，都必须借助听、说、读、写这四种基本的语言能力才能顺利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文科对学生语言技能的培养确是其他学科学习的一个基础。但是，用“工具”界说语文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却颇不适宜，或者说是很不够的。正如我们前面论述的，语言的学习除了包括知识的积累，更多的应是能使学习者在潜意识状态中不断强化他的思维的广度、深度。提升他创造性运用思维的能力和水平，使其思维处于激活状态并富有生长性，不断优化其思维品质和思维能力。同时，通过民族语言的学习，还会培养他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认同感、归属感。在人文主义熏陶中，可使他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健全的人格，净化其心灵世界，提高其审美观念。这些对其他学科的学习是不可或缺的“精神的底子”。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认为语文科应具有多维性质，言语技能的习得、个性创新思维的超越性和人文蕴涵的丰富性都在语文科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因此，不管是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艺术，还是其他自然学科，无一不在语文科的学习中进行渗透、融合。这样看来，语文科就超越了从“语言形成思想”的意义上只能把它当做其他学科的工具，而是一种综合的、最具人文性也最具生长性的基础学科。

(以上摘引自《语文世界》2000年第4期)

这里不厌其烦地摘引了谢慧英先生的文章，是因为笔者认为，谢先生的文章从一个角度对前几次关于语文性质的讨论作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阅读这篇文章，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起点上认识语文课程的性质。

朱自清先生曾经谈到他与叶圣陶先生改革语文教学的初衷，是为了改变当时语文与经史不分的传统，改变语文承担的任务过重的状况。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改革的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对中国语文教育的贡献，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但是，时至今日，教育的发展，语文课程的发展，语文教育的现状，都需要对语文课程的性质进行新的认识。《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课程性质的论断，代表了时代对语文课程的认识，并不影响对叶老以及其他老一辈语文教育家所作出的历史贡献的肯定和评价。（待续）